
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写字配资股中心官网,但真正落到地上的话。可能一句都没有。1947年秋天,重庆的雾还没散,陈布雷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。手里攥着那一叠没什么分量的稿纸。
他带着一副“夜里喝了半壶凉水”的脸色,说出了那句可以让一整个政权心惊肉跳的话——毛泽东的文章。连农民都能看懂。其实,每个老重庆人都记得那年头的喧嚣。
街头巷尾,茶馆酒楼。什么新闻都能在唾沫星子和烟雾里发酵成传奇。《新民报》登出《沁园春·雪》的那天,报纸还没冷,就有人在大街小巷高声念:“数风流人物!还看今朝!
”这句词,像是放了个闷雷。炸进了山城那些苦熬日子的心里。会识字的,念给不会识字的听;念过的人。回家又传给家里人。
就算是帮人推车的车夫、卖煮玉米的妇人,嘴里也能蹦出两句“北国风光”,哪怕押韵没押上。也没人计较。对国民党高层来说,这种传播力是恐怖的。
陈布雷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文章,不是看修辞,不是琢磨对仗,而是想明白,为啥人家的话能传到巷口。自己的话却贴在墙上没人看。
蒋介石急了,召集大批文人墨客关起门来“憋大招”,非要憋出一首能镇住场子的词,结果憋了一个多月,稿子堆成山,气势有余。地气全无。你要问为啥?
其实答案,藏在1940年代中国大地的泥土里。那时候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显示,中国农村识字率不足20%。一些省份连10%都不到。城市里,知识分子能看懂报纸。
但他们的世界和农民的世界有“天堑”之隔。国民党报纸日发500万份,影响力却像石子丢进深井。涟漪传不出城墙。共产党宣传队下乡,400多个县,5000万农民和士兵。
直接面对面“说话”。不是讲道理,是讲人话。毛泽东的文字不是写着让你“仰望”的,是让你“蹲下”就能捡起来的。
你看,1927年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说“暴风骤雨”,农民抬头看看天就懂什么叫暴风。什么叫压不住的势头。
1930年写信给林彪,说革命像是“高山看朝日”“海岸等航船”?谁能不明白?他讲“熬时间”,是“打鬼子要沉住气”。放羊娃听了都点头。同样的年代,国民党在干啥?
中央日报、中央通讯社,写出来的文章像官府告示,字字铿锵。句句典故。党校培训宣传员,教的是“忠孝仁爱”“礼仪廉耻”。下乡宣传稿开头就是“澍德降恩”,你让农民咋接?
一问“澍”是啥,谁都愣住。宣传队的人穿着干净衣服,讲的是“国策”,背的是“三民主义”,可村头老汉只关心“今年能不能少交租。明年能不能多吃一口饱饭”。
土改队下乡,不跟你讲“国策”,就一句话:谁种地。地归谁。没读过书的农民,听明白了。点头——这才是我的事。
宣传队和农民一起下地、一起吃饭、一起睡炕,先做“自己人”。再讲“自己话”。国民党那边,宣传员下乡,怕泥巴,怕蚊虫,怕吃苦。怕和农民挤一张炕。你说群众能信?
这个“群众语言”的威力,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。彻底爆发。毛泽东的口号,是“打倒蒋介石,解放全中国”,六个字。士兵、农民、孩子都能记住。
国民党发“剿匪戡乱令”,里面“跳梁小丑”“釜底游魂”,老百姓听得发懵。干部也觉得拗口。这些文告贴到墙上,风刮几天没人理。
解放军传单,落地就有人捡起来念,念完还能背。背完还能唱。国共宣传效果的分水岭,在于“谁在泥土里扎根”。
共产党用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的办法,宣传队下乡12万人,覆盖80%县级单位,人员多是“本地人”。说的就是“家里话”。
国民党党校那3万宣传员,学历高,城里人,留在办公室“磨稿纸”。下乡一趟看天色就想回。可别以为只有中国这样。1947年,冷战的火刚点上。
美苏“宣传战”同样讲究“群众语言”。美国用“自由欧洲电台”一周播1000小时,五种语言。专门往东欧农民家里钻。苏联工农夜校覆盖1200万人,广播、报纸、传单。
主打“劳动者的声音”。传播学权威拉斯韦尔说:“群众语言和情感认同,是政权稳固的关键。
”(1948年《传播与社会控制》)同样的道理,1948年以色列建国,摩萨德宣传员下乡,90%的新移民点都有人蹲点。
阿拉伯联盟也不傻,广播和传单覆盖1800万阿拉伯群众。拼的是“谁的语言更像自家人”。结果以色列认同感迅速凝聚,社会整合比邻国快一大截。
回头看1948年南京,陈布雷在灯下写遗书的时候。心里其实已经明白。政权的合法性,群众的归属感,不是靠“高大上”的词语堆出来的。
是靠一句句“听得懂、信得过、能传开”的话稳住的。他在遗书里说“无力回天”,但其实,是“无力下地”——再高明的笔杆子,写不出泥土里能生根的话。
也救不了一个和群众断了气的政权。从1946年到1949年,1亿农民参与土地改革。3000万户家庭身份彻底变了个样。
清华大学1949年调查,国民党士兵被俘后,认同共产党比例从20%升到60%。一半人直接上缴武器加入解放军。士兵们说:“共产党那边说‘咱们’,咱心里就扎实。
”语言变了,身份和命运也跟着变。其实,后来韩国、俄罗斯都在为“语言失效”付出代价。
1980年韩国军政府,宣传内容官僚化,青年人、工人听不进去,1987年百万人大游行。军政合法性直接崩塌。
2020年俄罗斯“毒茶事件”,官方媒体说啥都没人信,71%民众表达怀疑,社交网络流行的却是“平民口语”。信任度分裂一地鸡毛。
Carnegie报告说,“失去群众语言。政权动员力就废了一半。”你会发现,真正能改变世界的,从来不是“辞藻的森林”。而是“说人话”的能力。
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,200万人上船的那天,没人再提“澍德降恩”。没人再背“剿匪戡乱令”。剩下的,是沉默、茫然和一堆没人能用的词。
历史的回音有时候很轻,有时候很重。你写的话,别人能不能听进去,不取决于你用没用“高大上”的词。而取决于你心里有没有装着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愁、他们的盼头。
联合国报告说得明白:“群众语言与政策对接,是现代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。”(2019年《国家治理与社会认同年度报告》)有时候我想,写历史,写文章。
和蹲在村头唠嗑没什么区别。你愿意蹲下身子,听一听?问一句:你觉得呢?你明白没?能不能跟家里人说说?一旦你真把话讲到了人心里,哪怕只有一句。也足够了。
那些年败走的,不只是政权和军队。还有一整套“悬在空中”的表达方式。飘的终究会落地,落地的才会发芽。时代会一遍遍提醒我们:你说的话,对方听懂没?
你写的字,谁会记得?或许,历史的意义,就是让后来的人想明白:最难的,往往不是说出“惊天动地”的话,而是说出一句“家常话”,让更多的人点头。觉得“是这么回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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